一个县城豆腐作坊的 13 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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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购物风潮,大概在我初三之后才缓缓吹向家乡冀城。小县城里,流行的东西总是比市区慢一拍,加之深处西北,淘宝、京东时兴起来则要到 2015 年之后了。

冀城农业不成规模,工业几乎绝迹,靠着门面作坊小摊,织起了小城生活的内在肌理。作坊,这个聚拢着厚重历史气息的词,是一个家庭走上致富路的最小凭仗。男女老少齐上阵,不需另外租房,成本低廉,在我们县城遍地开花。

榨菜籽油和胡麻油的油作坊、烙白吉馍的清真作坊,磨面压手擀面、发绿豆芽黄豆芽、踩缝纫机做麻鞋,小城人生活的枝枝蔓蔓,都被拆解成五花八门的作坊,它们是县城的隐蔽轻工业。买家不用去超市,只往山货市场走、往 “西关”“东关” 的街巷走,甚至直接去到手工人家里。这样的买卖原始简单,不含税,也很难计入县城的 GDP,但千百年传承,拼凑起了全中国的无数个县城。

如果要问中国工业文明的源头在哪里?我想,也许就在出门后左拐右拐的小巷子中的作坊里。而我家的豆腐房,也是其中一员。

1

父亲做豆腐是半路出家,他原本跑长途车的,一场意外背上一屁股债,车便开不成了。经人介绍,父亲在冀城里另一处做豆腐的师傅那里学艺。母亲说师父好像是四川的,孩子在老家到了读书年纪,只好放弃生意,否则,哪肯教呢。

说是教,大部分时候 “只看不说”,凡手艺人都喜欢留个后手 —— 要么师父一套干到尾,不发一言;要么父亲稀里糊涂做,师父操一口川音点评一通,教父亲好生摸不着头脑。父亲瞧上两回便晓了门道,拜师钱花了,手艺必须学到手,他收起害臊,咬牙买上两包好烟,问一个问题给师父点上一颗烟、奉上一杯茶,但就算这样,手艺也只学到了六成。

伊始,父亲的学习成果让人不忍直视:要么卤水老了、要么石膏调配多了、要么控制不好水量,磨出来的浆不是太稀就是太稠。豆腐要卖相没卖相、要口味没口味,母亲说,“白白糟蹋黄豆”。那段时间,我家一天三顿饭顿顿都是豆腐残次品,所以后来我顶不喜欢吃豆腐。

生活重压下,没有太长时间试错。父亲全身心扑在了提高手艺上,很快,他做出的豆腐就得到了师父的肯定。我们也终于在下顿饭告别了豆腐,我和姐姐很是开心。

艺成后的 2006 年,父亲掘了旧院西边一块小菜园,和泥垒砖,盖起一间小厂房,从外面拉来了一台磨豆浆机,又自己动手焊制了一架蒸箱,剩下的都是些不花钱的手工器具,竹隔、沙笼、木围、千斤顶等等。

夏天凌晨 3 点闹钟闹醒泡黄豆,气温高泡发快,泡久了不出浆;冬天虽可以睡前泡,但凌晨 5、6 点起,冻得耳朵疼。

西北早起磨豆子,无论春夏秋冬,最是磨人。磨黄豆特别要有眼力见儿,一个人掰成三个人用。磨豆浆机不能空转容易烧坏,往往这边机器里的泡发黄豆末了要加,那边接生豆浆的水桶就满了要换,换三桶豆浆的工夫,磨盘出料口的豆渣就堆满兹待清理;另一头锅炉烧开满满一大桶百十斤熟豆浆,正等着倒换,干烧浪费煤。这些活儿铆钉钉铆眼,螺丝配螺口,一环绕一环,分心不得。

“世间有三苦,撑船、打铁、卖豆腐”,我深以为然。9 岁起,我就跟着父亲在豆腐房里打杂,但我笨手笨脚,免不了被他斥责。姐姐比我更早,六年级她就顶上去了,开动磨豆浆机不消父亲教,看两遍就会了,干起活来甚至比帮工的大人强得多。

豆浆烧熟为止,也只完成了准备工作,接下来的 “点浆水” 才是技术活,得父亲上阵。我家 “点浆水” 的工艺就两种,一种是拿卤水点,即本地传统老豆腐;二是四川师父教的石膏豆腐,也叫水豆腐、南方豆腐。从点浆开始,门道儿就截然不同了,而我最怕做水豆腐,极其繁琐,我次次在心里叫苦连天。

点水豆腐,要先将熟豆浆用小桶舀到刷了釉色的大口土陶缸里,慢慢加入化好的石膏水,来回翻搅,豆浆石膏配比全凭父亲的经验,石膏不能直接干投,否则缸里会结不均匀小块,一缸好豆浆就此作废。若石膏量调配得好,做出来的豆腐又嫩又滑;若过多,豆腐则发苦发涩;若过少,豆腐就成了豆花,成不了形。其中微妙,父亲总能精准控制,他调配石膏从不过秤,拿瓢从缸里舀出倒回豆浆几下,便知浓稠细腻程度。点浆时,他严令禁止我吵闹,哪怕豆腐房内机器轰鸣不止,他也气定神闲、超然物外。

经过石膏激化,松散游离的大豆蛋白分子一个个凝聚,一锅上好的豆花出炉了,这时候就得准备压制了。水豆腐的压制较老豆腐简单,父亲将两张特制的竹隔垫在底部,上叠一个方形木框格挡,扯来一块疏水性极好的方形纱布匀称铺于框中,四个角拎出,捏着铝瓢一勺勺舀豆花仔细地打个 “豆腐底”,没有溢的了,再 “先四角后中间”,将豆花密密铺进木头模具。

末了,一只手揪住纱布四角,一只手灵巧地绕结,豆腐一定要包得严严实实,漏了空重物一压就散摊子、白费功夫了。如此这般打完结,盖上木头盖,上压两只装了 30 斤水的水桶,接下来就由时间造物。

老豆腐的做法大同小异罢了,区别在于压制时不上木框格挡,也算冀城特色吧。包老豆腐是个手艺活,偶尔,父亲做技术总监,由我和姐姐上手,哪怕是灵巧的姐姐,时常也包得要么太散要么卖相不够好。

包老豆腐时,疏水的木板上要垒一个大竹篾子,上衬一块更结实些的方形纱布,我和姐姐分立两侧,将纱布四个角匀净提起。父亲直接在纱布中心倒进一部分豆花,捏着铝瓢碾细,避免出现气泡、裂纹,抹匀之后迅速地添新豆花,要快、快、快,慢了豆花没了热劲,水汽散不出来,卤水那淡淡酸涩去不净,极扰乱口感。

我们待父亲添到最后一勺,纱布恰如其分裹上,不多不少,这功夫,非一朝一夕可得。豆花包好,找一块木板铺于其上,再压水桶,这工序像是一种杂耍,一个桶榨不出水分,再多就榨过了,豆腐成豆渣。

压上水桶后的老豆腐,像虚空中搭起一座倒金字塔,须反复试探平衡,和做人一样,重在中庸。幼年干活累了,我偶尔会对着这奇妙的平衡发呆,中学学了物理后,甚至在心里绘制它的受力分析图。现在,我咂摸到了,做老豆腐一如人生,而生活就像那只加压的大水桶,悄无声息慢条斯理地趴在我们的身躯上,一点点地榨,我们也就像豆花一般,渗出水分成了豆腐。

2

豆腐总归是要比豆花要多卖上几毛钱。与别家不同,我家豆腐房不止做豆腐,豆皮、豆卷、豆干、五香豆腐、豆腐泡这一类更琐屑的豆制品,也一应齐备 —— 因为它们比豆腐更能卖上个好价钱,比如,一斤水豆腐 1 块 6,一斤豆干能卖 2 块 5。

2008 年往前,我家做豆皮采用的是最最传统的手工制作,极为耗时耗力,但父亲每次做,我都站在旁边看得入迷 —— 他取来长约半米、宽 20 公分的小竹隔打底,配以成套的长方形木框格挡,上悬一大卷长条厚纱布,扯过一头,端正地搭于木框之中,这时父亲一手捏铁瓢舀豆花,一手拿 “竹蜻蜓” 均匀薄厚。他身材矮小,做这工时更加费力,只见他小臂青筋暴涨,像伏腰画沙画,一层抹完,拽出新的一段纱布覆在豆花上,后复折一层,继续加豆花、抹平、加布……

父亲本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,只有做豆皮的当儿才难得安静,我也愿意凑在他身旁瞧。长时间弯腰,父亲常常痛得直不起身,一发作,他就唤我快快寻止痛膏药给他贴。所以豆腐房的专属味道,除了黄豆的清香,还有弥散着的隐隐约约的膏药气味。

地面上豆水四溢,机器的嘶吼、父亲的指令、潮热的蒸汽、黏乎的汗水,一起裹束住我。父亲、姐姐和我在一片蒸汽氤氲中相互配合,话痨如我,往往耽误了活计 ——“管子里没气啦、该往锅炉添煤啦、豆浆桶要溢出来啦、快闭嘴干活”,姐姐处处管着我,她干脆利索,最烦我这个黏人精。做豆腐本就苦闷,三个人在 80 平米见方的作坊里头抵头地干活,一句话不说苦闷就更上一层楼。从早上 7 点开始一直重复重复再重复,不光我,父亲的脾气也变得沸腾,时常与我们发生争吵。

姐姐性格刚执,一言不合甩手不干,反锁进小屋生闷气,任凭父亲谩骂和掂恨,她都秋风过耳、岿然不动;我就惨啦,父亲会将姐姐那一份怒火一并瞄准我,我一边做活,一边还得当好 “出气筒”。为此我俩动辄怄气,我想模仿姐姐的英姿,可骨子里是个软柿子,父亲拿捏得当,几句话便能击破我的心理防线,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回去干活。

接着还得剥豆皮。年幼做不了重活,人又傻不啦叽,我常常被姐姐委派到西北角储放豆皮的小屋里剥豆皮。这活儿枯燥,极考验耐心。热腾腾的豆皮好剥,冷了就会干在纱布上。可新鲜出炉的豆皮因为含有大量水汽,手上一个不小心就撕毁一张皮子,撕毁的皮子卖不了钱,只能后续加工成豆腐卷或五香豆腐。

所有豆制品中,豆腐皮尤为好卖。这样一想,我心里还挺释然,自己杵在小屋里剥豆皮,含金量一点都不比在隔壁忙碌的姐姐差。但我蠢笨病又犯,毁掉的皮子数见涨,父亲一检查,便会祭出打骂大法,所以我极度厌倦豆腐房、厌倦干活,厌倦父亲的轻蔑眼神。

做豆腐利润微薄,为了多挣钱,只能多做、多出货。货多了,母亲那一个小三轮自然卖不完,为了开辟新市场,我家又添置了一辆三轮,父母俩人一个在自家小摊固定出摊,一个上午忙豆腐房,下午利用寒暑假带着我跑村走庄抢生意。

冀城不大,人口却有五六十万,吃饭的肚皮也多。母亲的摊位在西关,除开主城镇外,其他各个乡镇几乎没有经营豆制品的,父亲自然瞄上了这明晃晃的 “市场空白”。好马配好鞍,要致富,生产工具就得升级,父亲的 “三马子” 是他自己动手改造的,用现在的话说叫改装。父亲的改装只从挣钱出发,他在车厢四周焊上铁架加高,箍上油毡布,一侧车厢装饰上塑料布招牌,印上货物种类、联系电话。

父亲带着我,开着改造后的三马子,从县东头的沙沟地一头钻进县西头深山腹地的朱雀圉镇,来回往返,喇叭吆喝不断。沙沟地是国道一侧的采砂厂聚集地,有着大大小小的私人沙场,交通偏远但工人众多,厂子里食堂也不少,是个卖货的宝地;朱雀圉镇靠近火车道,是冀城另一处较大的村镇,距城中心偏远,大集格外热闹。

冀城地形是个碗,四周高山围拢,山与山之间的陇原上散落着众多居民,三轮车马力撑不到那么旮旮旯旯的地,我们只能绕着县城周边,专注赶当地村镇大集。如果第二天确定赶大集,头天晚上我们就得连夜开工,防止出现断货。睡得晚,又得起早装货备货,我眼冒绿花,被父亲一顿笤帚扫下床。

3

冀城当地过年爱做炸食,一进隆冬,迎祖祭祀,家家户户炸肉丸子、干豆皮。所以冬季赶大集好,格外挣钱。但西北冬天可不留情面,被窝外零下一二十度,寒风像猫舌头舔耳朵直往耳眼里钻,毛细血管丰富的耳朵、嘴唇、手指头寸寸皲裂。

豆制品装车过程繁琐,为了节约来回取货的时间,我们每次都绞尽脑汁地计算,争取利用上每一寸空间。但还是会有货物不够卖的情况,距离县城较远的乡镇,人们采购东西不便,赶一趟大集便要扛回几个化肥袋子,我们一车的货便被搜刮干净了。

出院子门迎来一个下坡,到底对着邻居家 1 米长的墙,拐弯急,巷道实在太窄,“三马子” 完全就是擦着墙溜。每次装完货,我看着父亲开车出门到坡下转弯时,心里都得 “咯噔” 一下,生怕车轮打滑。出得门去,我俩共挤车头,先去帮母亲支摊,然后再带着一车货物踏上赶集之路。

我之所以愿意跟父亲赶集卖货,是因为他会在途中为我买小笼包、油饼、韭菜大包这样的吃食。我是顶爱吃包子的,嘴馋没骨气,极易受父亲蛊惑。在这点上,姐姐比我强不知多少倍,她才不会因为口腹之欲委曲求全。

我爱吃,父亲更爱。母亲则不同,兢兢业业、勤俭持家,饭菜都是自己在家做好带去,从不愿意把钱花在犒劳嘴巴上。我想,女人总是比男人伟大些,男人将家庭视为依靠和起点,女人将家庭视为归宿和终点。一个家庭里,女性往往付出的更多。

祭奠完五脏庙,“三马子” 一路西行,颠簸着赶往朱雀圉的大集。路上,裸露的铁轨被太阳光一照,晃得眼疼,我坐在父亲旁边,看着大地上蛇行没有尽头的铁轨,幻想着异乡的火车正朝着陌生城市飞驰不停。

大集上人潮涌动。放寒假了,小孩红的绿的蹲成一团打陀螺,零星的鞭炮声随着孩子们的尖啸回荡在村道乡野。街道两旁早早摆开阵势,商贩们坐在小板凳上闲谈叫卖,好不热闹,其后的民房门头大多镶嵌着 “天道酬勤”“平为福”“福满园” 的花鸟瓷砖。一处红砖筑就的院墙外,有个手写春联的摊子,周围挤满一圈脑袋,众人皆盼望着在春的序章里收获幸福。

我和父亲瞅见一处空地,忙将三轮车倒进去,不一会儿,我们也张罗好了摊位。1 个多小时了,生意稀疏。父亲随即打开小喇叭,开始广播:“年糕、豆腐皮、火锅丸子、豆腐卷,样样都便宜,样样都实惠;火锅、烧烤、炸丸子,批发零售,量大从优。”

街面上做生意就得有声响,广播一开,客源涌来。先是一个人两个人跑过来,好奇看热闹,接着就会引来更多人,王家带李家,老乡吆老乡,人气就旺起来了。

该我上场了,顾客到跟前,全靠一张活人嘴皮子。买东西的叔姨伯舅,看见我一个小孩子卖货,更加惊奇,我又嘴甜,来人皆叫一声 “姨姨叔叔”,殷勤推销:“年糕 1 块钱 3 片,您买 3 块钱的给您再搭 1 片;豆腐是 5 块 4 毛,四舍五入给您抛掉算 5 块;姨姨,您拿这个火锅料,‘秋霞’好吃又便宜,比‘红九九’实惠多了……”

有时候,父亲看我抛价去零头太厉害,肉痛不乐意了,非要和顾客争那 5 毛钱。我固执起来,觉得父亲驳了我这个小人儿的脸面,竟反过头帮着顾客教训父亲。我们爷俩脸红脖子粗,好几次针尖对麦芒,引得顾客连连惊奇,更是疯狂抢购。

其实现在的直播间卖货也有这招,“带货人和品牌商反目”,而这桥段,我上小学时竟就用过了。互联网上热门的 “情感营销”,在之前的时代就已在农村大集上显现,“神奇三秒胶,航空母舰都能粘”“你问我菜刀贵不贵,厂长是我表哥”,这样一想,当年那个站在 “三马子” 旁努力卖货的小孩,提前了十几年就过了把直播带货的瘾。

历史果然是个圈,太阳底下的新鲜事,早就晒干成咸鱼。

夏天的生意就不好做了。那个年头,西北大多数家庭不会专门置办冰箱,豆制品腐烂得很快,夏天不易保存,顾客极少会大肆购买,一次也就买一两顿的量。

所以一到夏天,父亲就忿火中烧 —— 家里的豆制品即使放在冰箱里也会霉变发臭,除了丢掉别无他法;出去卖呢,生意惨淡,70 斤一麻袋的黄豆冬天得泡两袋,夏天也就是能用半袋有余。为了多盈利,家里另做了些面筋、凉皮这样的小吃食,县东头沙沟地的工人们爱吃,解暑换口味。

父亲照例开 “三马子”,这次我坐在车厢里,跟一旁塑料筐里满满的货物为伴。我随身带着从图书店租借的漫画,路不平展,摇摇晃晃,我钻进漫画里打发时间,到了地方下车,我俩再钻进沙沟地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,沿路叫卖。

工人也没多少闲钱,生意时好时坏。卖小吃得卡时间,有次我在家贪玩,躲屋子里看漫画,耽搁了出摊时间,等我们到了地方,正好赶上了工人食堂开饭,凉皮就卖不动了 —— 所以我们必须要赶在开饭前、或者周六食堂不开灶时过去。

那天,我和父亲带着没有兜售完的大半筐货物回家,路上父亲的指责不断袭来,幸好他没发现我的漫画书。父亲最见不得我读这些无用的小人书了,他认为学校里发的那些课本才是正经书,读漫画书就是玩物丧志。为此,我俩三日两头地玩猫抓老鼠的游戏,漫画书被我小心翼翼地换地方藏匿,纵然如此,也难逃一炬。

4

比起卖货,我更憎恶的还是豆腐房的日子。豆腐房里没有春秋,除了冷就是热。

夏天虽然是淡季,但每日依旧需要开工。冀城夏季干热,一丝风都没有,这样的天气里,我们也要用锅炉烧生豆浆。这是个顶苦的差事,每当我打开锅炉口往里面添碎煤,短暂的几十秒,风一灌,炽烈的火星子霍地喷涌而出,热浪几乎要把我吞噬掉。黄豆大的汗珠从我额头上涌出,蓝色半袖后背早就反反复复地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,风干后留下一层白色咸迹。

豆腐房更是跟蒸桑拿似的,或许是自幼在豆腐房干活,我长得白净,和西北人特有的被太阳炙烤过的肤色不同。母亲常常叹我像个女娃,当然不止肤色,我处处都与家庭的整体性格不太相符。

偷懒间隙,我穿着拖鞋戴着围裙,蹲在院子里的台阶上看豆腐房,蒸汽像烟云一般从窗户、门、风扇口丝丝缕缕钻出来,直直向上,白濛濛水汽簇拥着砖红墙壁,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。水汽扩散变化,院子里竟有些仙气淼淼。我对着这奇景出神,继而联想到 “86 版西游记” 里凌霄宝殿蟠桃会上那大片大片的云气。

父亲偏爱和我作对,总在我浮想联翩时喊断我。

我最害怕冬天。家穷,好鞋子上学穿,我和姐姐做活时只有大人的泥鞋,在水里趟来趟去,又累又拉垮,父亲的那双鞋还有股子经年不散的脚臭味。夏天我还能穿个拖鞋糊弄,冬天却非穿不可。

冬天豆腐房屋内蒸汽熏蒸温度颇高,干起活来热得人衣服都要湿透,但胶鞋里却始终湿漉漉、冰哇哇的,踩实了难受得钻心疼;一推开厚重的门帘,一股锥心刺骨的冷气刮面,内外冰火两重天。

在这环境干久了湿气重,人容易患关节炎。母亲和我一样惧怕冬天,一到冬天,她的冻疮如约而至,皲裂结痂,日复一日,防不住。

小学四年级时,班主任蒋老师挑了周三的一个傍晚来家访,而我事先并不知情。父亲接的电话,我们正在赶工,机器里正磨着豆子,姐姐在给刚压制好的豆干刷糖色,父亲放下手机,就叫我去巷子口接蒋老师。

小巷里有三户人家,出了小巷拐上一条大道,踱到党校门口。我穿着笨重的泥鞋戴着围裙站在路口张望。半晌,蒋老师推了一辆黑色自行车过来了。他先是诧异我的打扮,到了我家门口,又问:“怎么附近还有工厂?”

我低着头没答话,请蒋老师进家门。显然,我家正忙碌的工作现场让他看得目瞪口呆,机器离不了人,父亲一边忙手上的活,一边指挥我烧水泡茶。摆摊的母亲听说蒋老师来家访,也早早收摊赶了回来。

家访那天蒋老师说了什么,我已全然忘记了。唯记得他刚进门时,惊讶开口:“我说你怎么天天上课打瞌睡,原来是这样。”

这个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年轻男老师,虽然他管教我比对其他人更严格,虽然他喜欢拿竹板打学生手心,我也三天两头挨,但自此后我却从未记恨过他。我家里做豆腐的事也在小学班级里传开了,课间总有人以此开涮。不过,我并不为此烦恼、也并不为此自卑。除非,是面对女孩子。

5

2008 年对中国人来说是富有意义的一年。在那年年末,我们家用几年间攒下来的钱购置了 3 台新机器。它们的到来,可以说正式拉开了我家豆腐房生意 “黄金十年” 的序幕。

起初,母亲不允父亲购置新机器,那时家里仍欠着外债,债务期限一次次拔长,去旧来新,堆成母亲心头的一座大山。小摊生意不温不火,我们手工做的都卖不完,更何况新机器会做出更多,再多再好,卖成钱才是王道,母亲害怕好不容易攒下的积蓄打了水漂。

父亲与她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。他个子小,胆子却大,坚决要买机器,像赌徒一般与生活博弈。现在,我也能理解他 —— 一个男人,在贫困的急切逼迫下,往往会生出不一样的胆量,穷则思变,他过够了苦日子,遂急切地想要改变生活,而靠做豆腐、卖豆腐能挣几个钱?

时代悄然变化,父亲意识到:要想挣钱,第一步就得先改变生产力。他夜里对母亲说:“孙猴子都知道找件趁手的兵器,想挣钱怎么能不投资呢?买!机器必须买!”

父亲在某种程度上是崇尚科技的人,从做豆腐伊始就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技术。其他传统豆腐作坊熬豆浆都是拿大铁锅,父亲不,他借钱买下了一架小型锅炉,用蒸汽压力来熬,不仅快,一次出的量也大,甚至去掉了铁锅那股锅烧味,唯一的缺点就是成本太高。那时见母亲害怕,他就说:“眼光放长远,以后这个锅炉还得派上大用场。”

这次买机器,仿佛就是为了配合先前买的锅炉,产量大花样多,才能让锅炉发挥出应有的价值。

很快,豆渣搅拌机、豆皮机、剥豆皮器就运回了家。3 台机器轰鸣,响彻我家小小的作坊,好像宣告着,从这一刻起,豆腐房真正走上半自动化的轨道。

新机子投产,需要磨合的地方仍有很多。父亲在豆皮机上加焊了一个自己设计的三边闭合的 “投放筐”,以防止豆皮堆叠多了变形(这个环节以往需要我或姐姐值守)。他的三板斧彻底解放了我和姐姐,母亲难得不吝夸赞:“屎壳郎推粪球,可算是能干了一回。”

父亲弯腰画豆皮、我惴惴不安剥豆皮的日子,就此结束。

为了填夏季的生意,父亲又购置了年糕机,甚至专门在豆腐房里辟出一块地。年糕除了零售,大部分都被烧烤摊预定。暑假一放,外出读书的大学生陆续回乡,花椒采摘季和庙会也随之而至,流动烧烤摊和炸串店跟着活跃起来,年糕的生意开门红。

到冬天,父亲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,豆腐年糕两手抓。家里之前雇了工,先只雇了一个长工,到冬天忙不过来,父亲便又招来一个短工。越临近年关豆腐房越是忙碌,几台机器一刻不停,人也跟着机器转。

年关给工人开的都是双工资,父亲想多挣钱,继续走薄利多销的老路子。这可苦了我和姐姐,父亲干起活来爱乱发脾气,我也知晓每天工作量巨大,做豆腐每时每刻都需卡时间,这样高度紧绷的状态,是个人都受不了。

进入腊月,事多繁杂,豆腐房不光是往出掏,也得往里进,黄豆、江米、煤炭也得跟上,豆腐房空间小,只能少量多次地拿货,没几个店家愿意送,我和姐姐又成了免费劳力。

一个腊月,我家平均每天要消耗掉 300 斤黄豆、近 400 斤江米,这个量对一个家庭作坊来说是产能过强。母亲曾自豪地说:“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,那么多人过年要吃咱们做的豆腐、年糕,没有我们这样的人辛勤劳动,别人怎么过好年?社会还怎么转?”

母亲这话,让我对 “地球离了谁都转” 这句真理第一次感到怀疑。想想也是,要是没了母亲这样的底层劳动者,没了像我家这样的一个个小摊,对于普罗大众来说,生活也许会增加诸多不便,少了许多人间的味道。而对于像父母这样的劳动大众来说,人间的味道就是与疲惫生活博弈的热乎气。

小小的豆腐房也被父亲梳理出了一套 “人走屋净” 制度 —— 做豆腐地面上容易积水,要是不勤加打扫会发馊。幼时我贪玩,安排到我了,我总是甩两下扫把糊弄过去,等到父亲来检查,发现电灯照耀下的一摊摊积水残留,二话不说抄起扫把就是一顿胖揍,藉此我形成了人走灯灭的条件反射。

那时候,我觉得一年真的太漫长了,常常期盼自己快快长大,或许就能远离豆腐房的喧噪。父母却渴望着更忙碌些、更忙碌些…… 童年时,我甚至说过希望顾客少点,我就能多休息的 “鬼话”,此时,母亲会像看脑瘫儿一样,和其他大人哄笑。哪有嫌挣钱多的?我从未想过自家的生意红火,是母亲的苦心经营;我从未想过挣钱难,常常和姐姐一起闹罢工。

直到一个大雨天在小摊帮工时,我看见街对面站着一排老人,提着竹篮卖自家种的蔬菜,既怕避雨失掉顾客,又怕菜被雨水泡烂,进退不得,可街上空空荡荡,哪有买菜的人?

“一篮子菜才能挣多少钱?雨天菜价贱,农民吃口饭多不容易。” 母亲文化浅,但提点我的话总让我刻骨铭心。

“我们虽然忙点累点,可还能挣上钱,人只要劳动就能过上好日子,就像你学习一样,世上无难事,只要肯吃苦。你看看从一颗黄豆做成豆腐、豆皮,得经过多少道工序,人也是一样,为了过上好日子,得吃多少苦。” 母亲说,“你要是不好好读书,那就和我一样,做一辈子豆腐。”

但我就像一颗总也泡不开的黄豆,笨拙得让人心生怜悯。

6

家里请的长工阿姨总是换人,好几个干了两三天就叫苦不迭要跑路。其实不怪她们,豆腐房的活儿干起来没完没了,厂子里起码有个节假日,作坊里哪有,活儿多时往往还要耽误她们回家。男工呢,我家既招不来,也招不起 —— 冀城男女工工资标准是不一样的,而且男工都爱吃烟喝酒,小本生意经不起。

于是我和姐姐就得泡在豆腐房里。现在想想,也不能怪我贪玩,10 岁的孩子,你让他像个成熟工人一样干活?

我和姐姐经常边干活边和父亲吵嘴,父亲 “大男子主义”,对我们的教育几乎谈不上什么方式方法,绝招就是棍棒。我俩常常因为他口无遮拦撂挑子不干,去小摊找母亲,或者溜出家玩。这样的结果就是回来后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。我中学的政治成绩一向很好,大概就因为父亲和我就像那资本家和工人,所以我对马克思批判资本原始积累和剥削有着朴素的情感共鸣。

后来,我们终于招来一个稳定的长工,是一位藏族 “阿拉” 阿姨。“阿拉” 阿姨是经人介绍来的,个高、精干,干活麻利,对我异常的好。她有个比我小 4 岁的儿子,每当父亲斥骂我时,“阿拉” 阿姨就会在一旁给我说好话。

“阿拉” 阿姨来了之后,豆腐房的生意轻松多了。我和姐姐并没有把她真当帮工,饭点,“阿拉” 阿姨同我们一起吃饭,她有时也会操持做饭。我最喜欢她做的酥肉疙瘩汤,据说这是她老家的一种食物 —— 洗干净的五花肉切小片下锅翻炒,炒酥之后加土豆丁、胡萝卜丁、萝卜片再次煸炒,最后兑进骨头汤;荞麦面掺上小麦粉和面,待汤沸腾后,拿筷子吊出一个个小疙瘩,下进汤里;汤再二次沸腾了,将切好的油菜碎合进去,临出锅时,再撒上几把翠绿鲜亮的蒜苗芫荽沫。吃一碗,一整个冬天胃里都是暖洋洋的。

豆腐新鲜出炉时,散发出的那股清香沁人心脾。我和姐姐吃豆腐伤了,但其他豆制品还是爱的,我最爱吃豆油皮。

所谓豆油皮,是熟豆浆在静置过程中,凝聚在表面的一层皮。豆油皮晒干后类似腐竹,但味道却吊打腐竹八条街。一大陶缸豆浆,最多也就能拿三张豆油皮。豆油皮凝成取决于豆浆的浓稠度,磨浆水放得多,豆油皮便凝结不出。这也是判断一锅好豆腐的标准。

豆浆我和姐姐都不怎么喜欢,嫌太浓稠有豆腥味,“阿拉” 阿姨倒是非常喜欢。“阿拉” 阿姨有一头油亮茂密的黑发,我想肯定和喝豆浆有关系。母亲骂我 “山猪吃不来细糠”,想想她说得确实也对。

现在我倒是爱上了豆浆。可外面卖的现磨豆浆,太稀薄没有豆味。自从我家豆腐房停产,我再也喝不上小时候那像奶一样的豆浆了。我曾经嫌弃的,是再也得不到的珍贵。就像在手工作坊时代,人们常常抱怨作坊的低产出高成本。可等工业时代到来,机器取代人工,人们又会怀念起作坊时代的好。

大概是我小升初时,家里靠豆腐房和小摊生意又攒了些积蓄,外债也补得差不多了。母亲起心动念想翻新老房子,父亲看着一院破烂家当,咬了咬牙,说:“翻新不如重盖。”

老房子原是一个小三合院,修豆腐房掘了的小菜园是我童年的 “秘密基地”。当时园里有一株葡萄树,父亲拿大锯锯树时,我伤心得坐在门槛上直哭。

母亲打算盖个 “小二层”,父亲再咬咬牙,说:“要不再叠一层?” 冀城老家有个习俗,谁家房子盖得高,谁家的生活就过得红火。父母都来自农村,父亲老家更偏,坐车得一个钟头,他们俩这些年在县城打拼,免不得成为同乡眼里的焦点。

母亲明白,父亲是想在同乡面前扬眉吐气。穷地方人就这样,先敬罗衣后敬人,母亲过了半响,说:“干脆我们起个四层楼,楼顶做成豆腐房。”

父亲被母亲震住了,这回轮到他沉默了。

母亲说干就干、大干特干,东挪西凑地借钱。自此,我们一家,豆腐房、小摊,工地,三头忙活。为了省钱,晚上父亲带着我们自己当小工,挑砖、搅沙子、推倒旧屋、挑完整的青砖红砖……

新家就这样一点点地支棱起来,豆腐房也扎在了新房的四楼。日子风风火火,父母的同乡们来我家买货时,一听我家盖了新房子,四层,都惊呼起来,而在之前,他们总是调笑嘲讽父亲。

在城里盖了属于自己的房子,这件事让父亲自尊心爆棚。那段日子是家里最欢快的时光。父亲难得温和下来,蹲家里修修补补,忙里偷闲时,会站在各个角落打望新房,眉眼里皆难掩光彩,那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如愿和骄傲。

7

2019 年,母亲的小摊被取缔后,家里的豆腐生意也跟着转让出去了,那几台曾承载我们一家 “黄金十年” 的机器,也一并转让了。姐姐给我打电话时,我正在部队服役,入伍的前一个冬天,我还在家里豆腐房打下手呢。

从 2006 年至 2019 年,整整 13 年的奋斗史。我家的豆腐房,也成为了冀城里正逐渐消亡的手工作坊之一。我们这个小家庭的激荡,对小城来说,不过是时代发展中一朵浪花。

靠着豆腐房,我们一家脱贫奔小康,尽管没能富有,但正因为有了这样一门手艺,我们才得以温饱、体面的生活。母亲总以为她的 “傻儿子” 以后要接老子的班,做豆腐、卖豆腐,不承想,这生意顺其自然地结束了。

因着给豆腐房帮工,我和姐姐的寒暑假作业从没有做过,开学前一周才疯狂抄一抄,家庭作业也一样,这状态一直持续到我高二。姐姐聪慧,成绩照样名列前茅;我则在班级里吊车尾,成了一个标准的差生。小摊和豆腐房,构成了我的童年、少年时代,如今,被一一割舍,我真的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,仿佛活了两次。

对于豆腐房,我始终含着一股复杂的情愫,掺杂着对父亲的埋怨、童年生活的疲惫,我偶尔脑子里会闪回,在西北冬夜里磨豆子、烧锅炉、做豆皮的浮光。我犹记得那时候姐姐也馋嘴,我俩将土豆、红薯埋进炉灰,煨熟后,在忙碌间隙分吃这份美味。有一次,我甚至在炉灰里埋进两个鸡蛋,想以此收获两个喷香的烤鸡蛋,结果因为忙碌,心心念念的烤鸡蛋最后被炙烤成了焦炭。

家里不再做豆腐后,我头一次吃上了从超市里买来的豆腐,总觉得味道不对。我时不时和姐姐开玩笑,说要是论做豆腐,没人能比我更能堪称 “老师傅” 了,豆腐的品质优劣,我一抿便知。

不过在此之后,我也永远找不回记忆中的味道了。那味道中浓缩着一个家庭作坊的激荡,一整个县城作坊时代的记忆锚点。而浪头打过,一切的一切如梦幻泡影,如露亦如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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